中国印度研究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坚实的学术基础。然而，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都对中国印度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2022年区域国别学被确立为一级学科后，学术界亟须系统梳理中国印度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分析当前研究格局，推动中国印度研究在新时代实现新的发展与突破。

　　中国的印度研究具有起步早、积淀深的特点。历史上的高僧在西行取经后留下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算是最早文字记录并研究古代印度的中国典籍。

　　近代以来，在“开眼看世界”的召唤下，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著作都对印度有所记述。洋务运动时期，更出现了不少官派赴英属印度开展研究的案例。此后，“东方学”研究在中国开始兴盛，众多著名学府都涌现出不少研究印度哲学、佛教历史、梵文和巴利文方面的学者。新文化运动后，徐志摩邀请泰戈尔访华交流。泰戈尔强调东方精神文明，同时贬抑西方物质文明，这在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也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高等学府在一段时期内延续了此前的印度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所高校建立了国际政治系，并对研究对象进行明确分工。北京大学侧重亚非，复旦大学侧重欧美，中国人民大学则侧重俄罗斯和东欧。这就确定了中国印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主要力量布局，一部分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综合性科研院所，另一部分则集中于西部省份的高校和专门性研究机构。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和学术体制机制改革，传统的印度研究力量及培养布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印度及南亚研究迈入发展快车道，陆续恢复并整合各地的印度及南亚研究力量，启动了更加系统化的针对性研究与人才培养。世纪之交，教育部推动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印度及南亚研究是其中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自2022年区域国别学被设为交叉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以来，区域国别研究与印度研究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从事印度研究及印度知识传播的群体，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他们彼此之间虽有联系，但也存在明显边界，在对象领域、范式方法、组织形态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

　　首先是从事印度哲学及语言文化历史研究的群体。他们主要采取人文研究的路径，研究领域包括印度哲学、语言、文化、历史、神话、宗教等，吸取了近代东方学研究传统的精髓，是古典印度学的当代继承者。

　　其次是从事印度政治经济社会研究的群体。他们主要采取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工作由于受到现实政策需要的驱动，更注重对现实情况的研究。一段时间内，这些领域的很多研究成果并不对社会公开，导致其社会影响力偏低。21世纪初，随着国内印度研究受到更多关注，国际关系学科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印度外交关系和对外战略，但对印度的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进行的系统性研究仍然数量偏少、质量偏低。

　　最后是民间自发研究印度的群体。中国对外开放及涉外经济活动快速增多推高对印度的增量知识需求，同时印度自身发展也刺激了巨大的研究需求，再加上高校等研究机构在社会服务和知识供给上存在一些短板，这就为其他社会性力量介入印度研究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是存在于学术共同体之外的力量，但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他们中间也涌现出一批研究水平较高的“内行”，尤其是在涉及军事、战略、旅游、历史等话题性较强的领域。 

　　中国的印度研究正在蓬勃发展。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再只关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印度作为我们的邻国，自然也获得了更多关注。与此同时，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对印度研究的需求。过去十年，中印关系发展曲折婉转充满戏剧性，加之域外大国牵动的地缘战略因素，中国印度研究的战略性也随之凸显出来。媒体、智库等对印度研究的需求不断增多，从而刺激更多力量投入印度研究事业，也使长期被冷落的印度政治经济研究再次受到关注。不过，印度研究的短促热潮也暴露出明显的缺点，很多研究和观点不够深入，缺乏应有的历史纵深和知识积淀。

　　总体而言，中国印度研究的未来前景是乐观的，但我们仍需看到其中隐藏的各种挑战。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流量主播不断涉及印度话题，实际上给专业研究者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

　　一是关于西方热衷进行的中印平行比较问题，研究者要看到这种现象背后潜藏着的地缘政治企图。事实上，西方国家希望将印度打造为平衡中国的砝码，因此会在中印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完全不具备可比性的情况下，对二者进行比较。对中国研究者来说，我们不需要追随西方的论调刻意将印度拔高到不属于它的高度，而是要客观地看待印度，做更全面、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就印度研究的路径而言，研究者既要兼顾历史与当下、人文与科学、学理与政策，也要根据自己的学术特点和兴趣有所侧重。

　　二是中国印度研究队伍其实很大，但是整体来说大而不强。很多研究印度的专家学者缺少在印度生活工作的经历，在经验认知层面弱于在印度有过实务工作经验的人员。有些研究者缺乏专业学科知识的训练，因此在针对某个议题进行研究时常常缺少专业视角。一些从事现状政策研究的人员则因对于历史和政策的学习与把握不足，导致政策研究的历史基础弱、实用价值也不够高。

　　三是中国印度研究还存在培养方式的问题。课堂上教授的知识内容与现实的知识需求难以对接，无法满足学生对于国别知识的需求。此外，中国印度研究还存在小语种人才资源利用率偏低等问题，一方面小语种招生难，另一方面要将小语种人才纳入印度研究行列进行专业研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挑战。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推动高质量的对印研究，培养一批具备深厚历史底蕴和现实洞察力的印度研究人才，推动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既是顺应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时代号召，也是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