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智技术重塑社会关系的当下，“共同体”概念正经历着从地理边界到虚拟空间的深刻转型。数智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影视人类学作为一门以影像为方法、以文化阐释为目标的交叉学科，为理解共同体的建构机制提供了独特视角。当前，影视人类学在共同体研究中力图从多维度揭示共同体的建构与变迁，但也面临挑战。未来研究需在技术批判、多元群体关注和方法论创新等方面寻求突破，以推动学科发展，助力跨文化理解与社会治理。

　　罗伊·瓦格纳（Roy Wagner）提出视角的交互性，为理解人类认知与文化提供了理论启发，也与影视人类学的共同体研究相互关联。视角的交互性是人类感知的内在属性，体现为主、客转换，即目的与手段的换位，可被广泛理解为双重成比例对照的普遍应用。它预设了先天与人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矛盾，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实践中，本土—游客、动物—人类的视角转换都是其体现，有助于深入理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助于理解人类学“从本土观点看问题”的学术视角。

　　民间影像与技术赋权重构共同体叙事 

　　中国影视人类学时代使命的探索、叙事观念的转变以及推动学科的理论方法创新等讨论，是构建“共同体叙事”的时代要求。构建共同体叙事是传承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它与社会记忆、纪念仪式之间存在递进的逻辑关联。社会记忆既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歌谣、神话传说来实现，也可通过仪式来实现。各族民众借助习惯的形成与身体体验，重现历史记忆与社区传统。聚焦具体的习惯和体验，可以为描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多样化的仪式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路径和方法。

　　除了延续经典民族志的学术传统，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共同体研究呈现出“技术驱动”与“文化自觉”并行的特征。数智时代，影视人类学通过身体实践、记忆重构与技术博弈等多元视角，观察不同群体在当代的演变逻辑与内在张力，既呈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也映射数智时代共同体的虚实交织特征。影像可揭示社区内部文化逻辑、重构创伤记忆、构建社会记忆、整合共同体。在人类学视野中，身体是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傣族孔雀舞短视频中，年轻舞者为适应竖屏观看，将传统“三道弯”体态调整为前倾15度的“抖音版”，类似的身体改造折射出传统文化与流量经济的碰撞。通过对身体动作、姿态的研究，可深入理解文化内涵与变迁。在重构创伤记忆、构建记忆共同体方面，以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的代际传播为例，幸存者口述、遗址航拍与虚拟现实重现场景构成了记忆的层累结构。当“90后”观众通过VR“置身”1937年的南京金陵女子学院，历史创伤从抽象叙事转化为具身体验，但技术奇观化也可能导致记忆的消费主义异化。

　　短视频平台普及使得乡村“网红”通过网络重新定义地方认同，视角的交互性打破了文化的传播阻碍，本土—游客之间产生新的联结。如滇西傈僳族青年通过抖音展示刀杆节，不仅吸引外来游客，更激活了散居族群的线上凝聚力，“数字仪式”使原本单一的共同体从血缘、地缘转向趣缘联结。

　　乡村振兴战略催生了影像的社区介入实践。浙江大学的“中国村落”项目让村民掌镜拍摄日常劳作，镜头下的宗祠修缮、族谱续写成为激活集体记忆的催化剂。当畲族歌者蓝大妈在镜头前即兴编唱拆迁变迁时，个体叙事与集体历史达成了互文性对话。该参与式影像打破了“他者化”表述，使共同体在自我表征中实现主体性重构，成为新浙派纪录片范本。

　　在日常实践应用中，民间影像实践成为表达自身、维护社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形态。在城市工厂，深圳女工群体的“快手工厂剧”记录了工厂生活、人际关系、生存状态与城市发展等，通过角色扮演构建临时情感共同体，传递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推动政策健全与社会支持。这类非制度化影像实践，孕育着劳工文化的新表达形态。在牧区村寨，致力于帮助西部乡村农牧民的“乡村之眼”成立妇女影像小组，通过社区记忆与女性视角，用影像捕捉家乡的自然生态和文化传统。影像成为联结人地关系、推动社区行动的重要媒介。未来的学科生命力，或将取决于其在技术狂潮中坚守人文价值的能力，于差异中构建联结的智慧。

　　目前研究空白与潜在突破点也集中在技术迷思的祛魅与方法论的跨界实验中。当前，深度伪造技术已能生成逼真的萨满仪式影像，但这可能导致文化失真。虽吸引流量，却切断了“人—神—自然”的真实联结。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文化本真性，亟待建立评估框架，确保技术服务于文化传承与研究而非滥用、扭曲。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更预示着革命性变化——当用眼动仪追踪观众观看苗族银匠纪录片时的视觉路径发现，非遗传承人的手部特写能引发前额叶皮层强烈激活，为影像研究注入新活力。

　　理论对话：从视觉表征到伦理反思 

　　放眼国际，影视人类学的共同体研究始终与理论范式演进共振。“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数智时代遭遇双重验证。阿尔让·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提出的“媒介景观”理论指出，抖音国际版（TikTok）上缅甸难民的自拍视频构建了跨国认同网络，但即时连接也可能消解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法国学者马克-亨利·皮特（Marc-Henri Piault）运用场域理论分析非洲影视生产发现，国际电影节评委（文化资本持有者）与本土拍摄者（实践资本主体）的权力博弈，深刻影响着共同体影像的话语形态。从后殖民批判后掀起的新一轮方法论革命角度考量，有学者在孟加拉国的乡村动员女性用高乐途相机（GoPro）记录日常生活，发现她们刻意避开男性在场场景，这种“选择性凝视”突破了西方纪录片惯常的家庭冲突叙事，揭示出南亚性别共同体复杂的权力协商。

　　视角的交互性在感官民族影像志体现为方法论创新。感官民族志是对视觉中心主义、文本中心主义强势地位的批判。聚焦感官民族志的国际人类学实践，通过模拟、数字媒体、装置和表演等，感官民族志不仅拓展了人类学的研究边界，更在方法论层面推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被研究者与自然/非自然世界构成“认知共同体”，使那些难以言说的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经验得以关注。有研究强调，印度教庙会的影像记录不只关注视觉符号，信徒触碰神像时的手部震颤、焚香气息的空间弥漫，共同构成了“多感官”的体验基础。澳大利亚原住民影像计划则实践了“协作式电影”理念：在澳大利亚中部沙漠地区，原住民部落通过社区媒体制作双语纪录片，既保存语言，又向外传递文化内涵。同时，导演将剪辑权交给部落长老，最终成片以循环叙事结构呈现梦境传说，挑战了线性时间观对共同体记忆的规训。

　　影视人类学的优势在于以影像联结物感物觉，呈现万物生态观，实现心物互动。通过交互视角，能够深入理解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理解与融合。为保存社会记忆，北川羌城通过AR使游客亲身体验羌族文化，“具身参与”使影像从记录工具成为共同体再生产的媒介。围绕当地人对二维影像和VR影像的观看体验，正如研究者指出，通过影像媒介将当地人从日常生活的在场转变为不在场的视角来反观生活世界，促进人类学知识生产。

　　人类是万物的一部分，在万象共生的创新之路中做到物物关联、心心相通，在互动过程中创造意义和价值，方能契合兼顾形神的全新生态观。新时代影视人类学对共同体的探索，始终在记录与干预、技术与人文、全球与本土的张力中寻找平衡。当鄂伦春猎人的相机镜头穿越兴安岭的晨雾，当孟买贫民窟的少女用手机拍摄人生第一部短片，这些互惠共生的视角、像素化的瞬间不仅承载着文化存续的希望，更映射出人类对联结永恒的渴望。人类学家米德曾感慨，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影像、有思想、有承诺的人可以改变世界。借此，影视人类学的使命才刚刚开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副研究员）